摘要：中國目前在這樣一個轉型中，前30年的改革我們邊破邊立，以破為主，把計劃體制、非市場的東西統統去掉。今后30年應該是以立為主，主要是創造新的制度，這個挑戰比破還大，因為到底新的制度以什么為藍本？所謂頂層設計，這個分歧會很大：對未來的預期不一樣，設計的制度也會很不一樣；對中國未來發展的目標定位不一樣，我們整個頂層設計就不一樣。

　　立的難處在于不同的價值觀、意識形態、社會發展目標、執政黨的理想、理念，以及不同的解決沖突的方法，這導致在立的方面有很多岔路，其中會有很多機會，也會有很多陷阱。

　　我們希望進入一個法治、民主的軌道，民主和法治的軌道就是會場的軌道，所有事在會場解決，不是在戰場、廣場上解決，這個會叫人民代表大會，叫國務院辦公會，叫聽證會，叫咨詢會、論證會，不管叫什么會，總之在會場解決。

馮侖

　　中國政府與西方國家政府的重要差別在于，我們的政府承擔經濟發展職能，其它國家的政府大部分做的是公共服務，在公共服務中讓民間的企業家和企業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角。

　　大政府究竟是優勢還是劣勢？應該說從經濟的快速成長角度來看，特別是有改革和經濟發展雙重任務的時候是好的，能迅速集中力量，把基礎設施工作做好。但是在這個任務完成之后，它的角色要改，逐步地轉到我們叫做純粹的服務型政府，要把看得見的這只手弱化，逐漸隱形化。

　　政府職能的轉變有幾件事情很重要：第一，央企的利潤要百分之百交給財政，這樣的話央企就知道它的角色是公共服務，它的責任是承擔全社會的事兒；第二，央企要變成普通企業，所謂普通企業，除了資產紐帶關系不一樣以外，它在市場面上跟其它企業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政府面向所有企業提供公共服務，而央企在市場上并無特殊性。政府的公共服務要去研究怎么制造更好的市場環境，怎么去鼓勵更多人創新。比如從360周鴻祎講的微創新，到張近東也在講顛覆，包括我們講立體城市，都是企業家在講，越多的企業家去琢磨這個事兒，而不是琢磨別的事兒，就說明政府工作到位了。現在有時候有點兒錯位，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彼此都過界，政府在想企業做的事，企業在想政府該做的事。

　　現在央企只上繳其利潤的15%，剩下的85%變成央企利益集團自我循環了，這都是要處理的問題。假如說央企稅后利潤，全部納入公共財政，然后由財政統一分配給教育、醫療等等，那我們每個人每年都能從國企得到分紅。目前國企壟斷了大部分賺錢的資源，占用70%的信貸資源，而民企創造80%的就業、60%的GDP、50%的稅收、65%的公益捐款，才占了30%的信貸資源。

　　新加坡整個國家的發展政策、方向很清楚，就是“社會主義目標、資本主義手段”。

　　社會主義核心是在財富和未來的發展當中實現公平，而這個公平是照顧到多數人的，社會主義不牽扯到效率。用資本主義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新加坡就做得很好。新加坡沒有養老，沒有退休保險，沒有最低生活保障，沒有最低工資，當這些都沒有的時候你會怎么辦？完全拼命工作，所以新加坡每個人覺得都要勞動，只有勞動創造財富、創造產品為他人而服務，在勞動的過程中你才能享受公平結果。

　　不用擔心老無所依。新加坡每個人都有個公積金賬戶，里面有三樣東西：第一有現金，第二有股票，當新加坡電信上市的時候每個人都能分到點兒股票；第三，還有其它一些投資收益。

　　在中國，現在政府承擔了太多經濟發展的職能，一方面傷害到了市場，另一方面對于公平這件事情就忽視了。結果忽略了財富的生產過程是不是機會均等，生產的財產是不是很好地公平分配，政府總是在生產過程中希望公平卻抑制了市場經濟。我認為，新加坡模式是可以去探索和實踐的。

　　一個政黨不保持先進性，不密切聯系群眾，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失去了執政合法性，失去了執政的民意基礎，最終一定垮臺。這就是最近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反復講的“腐敗要亡黨亡國”。

　　最近我看“十八大”之后的一些舉措，很有針對性，也很及時。改革開放后30年重建，最主要的是執政黨自身建設，政府職能重新定位和建設，最后完成國家公民的精神世界、精神價值觀的重建，這些做完還要30年、50年，加起來100年，才能完成中華民族的復興。

　　這個過程，最要緊的在哪里?最要緊的是在重建過程中出現分歧時，我們要有智慧，因為每個重建都涉及到所謂左中右，都有分歧。我們怎么樣把這個分歧納入一個和平、理性、法治軌道，這是領導者的智慧。如果能納入這個軌道，建立民主與法治的秩序，用民主和法治把不同意見，通過會場上的操作逐步消化、逐步吸收、逐步改進，逐步完成重建。

　　所以，未來對領導者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怎么循序漸進地在建設過程中同時確立民主與法治的規則，這個規則不僅在黨內也要在黨外確立，所有的公民都相信民主與法制是未來50年我們解決所有沖突和分歧的唯一雙贏的方法，唯一多贏的選擇，唯一能引導我們復興的正途。這個過程中，企業家要保持對一些認為需要建議的地方，需要批評的地方發聲。我們也會配合整個改革的過程，來積極創造更好的條件，讓這個改革能夠平穩、持續和理性、健康發展，我覺得這是民營企業家比較正確的姿態。

　　民營企業家既不是公共知識分子，完全靠批判、靠批評、靠講未來的理想去扮演一個社會的角色，也不是什么話都不講，只扮演一個去掙錢的角色，我們得有明朗、健康、積極的心態，來參與整個中國夢的實現過程。

　　在向市場轉型的過程中，政府應該不斷往后退，讓企業承擔更多責任。比如修建高速公路，確實需要政府來做，但路修好后，路邊需要賣水的、打掃衛生的、賣食品的、開餐館的、捏腳等，這些服務需要不斷填補，否則服務區修得就沒有意義，誰會在這兒停車呢？但是這些服務項目就不應該由政府繼續做，甚至不適合國企和央企來做，而應該民營來做。今后很多GDP都應該來自像遠大張躍、阿里巴巴的馬云這些人。#p#分頁標題#e#

　　政府向后退的同時，社會也要改變。社會會承擔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的職能，原本由政府承擔的工作會慢慢轉移到社會組織。舉個例子，美國有60多億民間資金在管環境，而中國這方面資金僅有不到一個億，美國民間的環保人士有將近20萬人，中國現在有五六千人。中國這么大，環保問題這么多，社會組織成長起來后，中國的環保組織能養活一兩百萬人，也有幾百億的資金，政府環保部門就可以縮小很多。因此在政府改革的同時，社會要成長，政府要釋放權力給社會。

　　未來,大企業將成為行業游戲規則的制定者、競爭規則的制定者，成為經濟變革的火車頭與經濟創新的試驗者。它們通過競爭創造出新的產品和服務，通過競爭出現新的更偉大的企業家，來帶動整個社會經濟向前發展。其實，這部分是不需要政府管太多的，比如說淘寶的出現，不是政府能規劃的，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公平競爭法》，去保護和鼓勵更多的“淘寶”誕生。

　　回想過去的30年，企業在成長中為社會創造了多少東西？小到吃飯、穿衣、偷菜、微信，再到支付寶、淘寶，這都是企業家做的事兒。

　　如果政府再往后退一點，社會經濟生活會更豐富。未來十年我認為中國可以通過已有的存量資源，靠體制松綁和體制改革、制度變革，激發經濟活力。比如政府有很多房子，我們叫公共物業，你把它丟到市場上，賣給社保基金，或者其它投資基金，再租回給你，就這么簡單一件事，它就進了市場，進了市場以后可以發基金，可以有幾十億的人民幣基金來買這些資產，而這些基金產品又可以交易，是不是GDP越來越多?但是一直放在政府手里，GDP鏈條就斷了，所以只要改革一下，允許政府的公共物業進入市場，GDP就出來了。

　　今后，企業家的工作就是要呼吁政府不斷把低效的、沉淀的和被制度束縛住的一些資源放到市場中去。

　　企業家的定位非常清楚，叫“三性”：第一叫批評性，作為一個企業家，總是要發展，對一些事情要發表意見，批評是負責任的，我不講叫批判，善意的叫批評；第二是建設性，批評的目的還是要建設，不是要破壞，動機和方法都是建設性的；第三叫專業性，因為每個企業家都有一些專業能力，怎樣來建設呢？用專業能力來建設。比如我是做不動產的企業家，我就研究公共物業怎么樣更有效率，我不能去研究軍隊怎么打仗。

　　企業家必須要堅守這三性，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去建設、去批評，而不應該離開專業領域什么都批評。那樣就有點兒寬，過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