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部有關負責人日前表示，要加快完善房地產市場調控長效機制，加快推進擴大房產稅試點城市范圍工作;而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則針鋒相對地表示，在擴大房產稅試點范圍之前，須由全國人大正式制定房產稅制度運作的細節，而不是多個城市采用多種房產稅制度。

　　在房產稅試點問題上出現如此分歧并不奇怪。

　　作為調控者，住建部力推房產稅擴大試點城市范圍，意在通過房產稅試點，威懾樓市投資投機客，防止房價繼續上漲。同時，通過推動試點范圍擴大，也可以盡早探索出可以在全國推廣的房產稅征收模式，為完善房地產市場調控長效機制奠定基礎。在住建部眼里，房產稅應當為建立“房地產市場調控長效機制”而征。

　　作為立法者，全國人大顯然不希望房產稅毫無章法地擴大試點范圍，更不希望各地在開征方式上盡情發揮，讓市場對樓市預期陷入混亂。從房產稅開征的頂層設計入手，完善制度，使房產稅開征目標明確、有法可依，這是立法者的基本態度。換言之，房產稅為誰而征，必須由法律制度說了算，而不是任由地方政府想怎么征，就怎么征。

　　房產稅是一個事關千家萬戶利益的稅種。從率先試點的滬渝房產稅征收模式看，上海房產稅的稅基為應稅住房市場交易價格的70%，重慶則將應稅住房的市場交易價格作為房產稅的計稅依據，而且在購買3~5年后，房產稅可能會按房產市場評估價來征收。滬渝房產稅征收的目的，一如重慶市市長黃奇帆不久前在達沃斯論壇上所言：“房產稅的著眼點并非在于征收的稅額本身，而是遏制高檔商品房和別墅領域的投機炒作。”

　　黃奇帆的觀點實際上代表了包括住建部在內的主要部門的房產稅試點意圖，即希望通過開征房產稅，遏制投機客對房價的炒作。不過，這樣的意圖并不為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所認同。他認為，“指望房地產稅來解決房價問題，我看這個是做夢。”

　　在李稻葵看來，開征房產稅的目的不應是為了調控房價，抑制投資投機，而應當“作為一個地方財政改革的突破口來推”，應當將房產稅“交給基層政府，包括街道政府來使用，必須定期地跟業主們、納稅人匯報，用于掃街、用于治安、用于清理垃圾、用于排水系統的建設等”。換句話說，房產稅開征的目的應是為改善房屋居住人所在社區的基礎設施和居住環境，而不是為了解決房價問題，更不是為了像住建部官員所期待的那樣，為了完善房地產市場調控長效機制。

　　既然不是為了完善房地產市場調控長效機制，那么，如果擴大試點城市范圍，將開征對象擴大到所有存量房，并按市場評估價征稅，那么，以此解決地方財政對土地的依賴，房產稅為這樣的目的開征如何?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的觀點是，如果房產稅是為地方財政開征，那么，“開征房產稅將是惡性循環的開始，隨著泡沫的破裂，房價也會下跌，這將導致房產稅稅率調高。而開征房產稅，將導致房價進一步下跌，因此又會推高房產稅稅率，以便維持財政收入水平。基本上，展望未來，就是一個惡性循環。”謝國忠這樣認為。

　　開征房產稅，既不能從根本上遏制投機客對房價的炒作，也難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困境，那么，房產稅究竟應當為誰而征?李稻葵的說法基本接近了房產稅開征本義。只是，如何才能保證所征房產稅，用于改善房屋居住人所在社區的基礎設施和居住環境?或許吳曉靈的觀點已經指出了路徑。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曾就房產稅立法在達沃斯論壇上這樣表示，“你們看今后20年，歷史會證明房產稅或者以后的物業稅，一定會被國家立法，一定會成為中國基本的稅制。”不過，在吳曉靈看來，20年太久，當前要擴大房產稅試點城市范圍，首先必須明確房產稅為誰開征，而要明確這一點，就必須在擴大試點前，“由全國人大正式制定房產稅制度運作的細節。”